陈明：新时期以来各省市画院的发展与现状
相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成立的四大画院，其他省市画院的成立时间较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画院、上海画院、江苏画院、广东画院四大画院相继成立后，各省市画院的建立一度停滞，除了1965年成立的湖北美术院之外，鲜有其他省市建立画院。此后，又因政治运动不断，在四大画院和湖北美术院成立后的十数年内再无新的省一级画院。“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转入正轨，各项事业百废待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革”期间的错误路线，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政治局势的转变，带来文化艺术上的解放。从1976年至1979年的几年内，中国美术界从“文革”的影响中摆脱出来，调整文艺政策，推动新时期的美术创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界的工作重点。与此相同应的是，美术潮流开始涌动，在过去十年所形成的“高大全”“红光亮”等僵化的形式逐渐被打破，一股“伤痕”美术之风席卷而来。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了第23次常务理事会，并宣布恢复日常工作，从而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做好了准备。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关于美术创作的讨论也逐渐开展起来，关于“形式美”的争论掀起新时期美术思潮的波澜。此后不断有新的艺术观念加入各类讨论中，艺术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化，最终在1985年前后产生了一股新潮思想，各种新型画会组织、艺术团体纷纷建立，艺术创作空前活跃，客观上也都对书画院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停滞十余年的省市画院建设，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天津画院、安徽画院、南京书画院成立。这三个画院的建立，打开了新时期地方画院发展的序幕。从1979年至2008年，全国各地建立省级画院已经超过20个。其中重要的如广州画院、天津画院、福建省画院、南京书画院、黑龙江省画院、重庆画院、吉林画院、西安省画院、山东省画院、浙江省画院等，均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因此，这些画院从建立初期，就拥有较好的建设条件。在创作上，这些省级画院有较强的创作力量，同时也有显著的地方特色，成为建设和推动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
一、新时期文艺政策与省市画院的建立
“文革”结束后，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经济发展开始重新走上正轨。但是，由于长达十年的极左思想影响，在美术领域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这从1976年复刊的《美术》杂志的《创刊词》可以见出：
“美术战线从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战场。《美术》刊物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美术领域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放社会主义文艺之香花，锄封、资、修文艺之毒草，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着干。”
因此，在“文革”结束的最初两年内，在文艺界还普遍存在着“样板主义”的倾向，美术创作题材仍显单一，在形态上基本延续了“文革”时期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的题材还多沿用了“文革”时期常用的题目，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红心永向华主席》等。随着对文革“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反拨，社会各界纷纷反思“文革”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在美术界，也涌现了一批反思“文革”的“伤痕”风潮，并开始出现表现现实，反思现实的作品。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美术学院和很多综合性大学纷纷恢复招收美术专业学生，很多积压在社会上的美术人通过高考进入美术学院和大学美术系，一时间造成全国性的美术考学热和创作热。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此次会议重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的宽松，为新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准备了条件。思想的解放促动了美术创作的解放，极左思潮慢慢退却，以符合艺术自身规律的思想来创作美术作品逐渐成为美术界的共识。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了第23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美协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轨，举办了《学习张志新烈士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全国美展》等重大展览。中国美术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美术创作出现新时期的第一个高峰，大量优秀作品得以面世。在这一时期，以反思“文革”之痛的“伤痕美术”和表现现实人民生活的“生活流”创作成为主角。其中如陈宜明、刘宇廉的《枫》，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王亥的《春》，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何多苓、唐雯、李小明、潘令宇的《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等。在此同时，关于艺术形式的讨论也在全国展开。1979年第五期的《美术》发表了吴冠中的文章《绘画的形式美》，文中说：“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他还在1981年由北京美协和北京油画研究会发起的学术讨论中进一步提出“内容不宜决定形式”的观点，后来又提出“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引起广泛讨论。
实际上，在“伤痕美术”和“生活流”美术兴起不久，一场反传统的新潮美术运动就开始了。这场为称为“85新潮”的美术运动，在形式语言、艺术观念、文化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反传统倾向，其触角也延伸到了现代主义美术范畴。不仅如此，在“85新潮”时期，各地自发组织的画会也呈现出前卫的势头，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开始登上中国美术的舞台，一个多元化的美术面貌出现了。与此同时，经过近十年的美术教育，一批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走上社会，开始成为独立的创作者，或者美术教育者，这为中国美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4年，全国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已经大大增加，除了补充到学校和少量的画院外，还有一大部分毕业生只能到各地文化馆和中小学。这一方面反映了美术教育的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为美术人才的去向造成了困难。在美术创作逐渐走上正轨并趋热的情形下，如何充分利用美术人才，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末的十年间，各省市画院的纷纷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优秀的美术人才，为各地美术创作注入了活力。（图2）
新时期以来，除了成立于1979年的天津画院、安徽省书画院和南京书画院外，山西画院的前身山西美术工作室也在这一年恢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省一级画院成立的数量大大增加，从1980年到1990年，大多数省和自治区都成立了省（自治区）画院或书画研究院，如黑龙江、贵州、辽宁、陕西、福建、广西、浙江、湖南、河北、云南、山东、吉林、宁夏、河南、甘肃、上海（上海书画研究院）等。这些地区或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或拥有数量众多的画家，或在经济上获得长足的进步，因此有能力也有必要创办画院。80年代是中国大陆省市级画院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文艺事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画院发展得到了政府部门大力的扶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间，省市级画院在创作和研究上，与时代同步，与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相适应，在美术创作上结出累累硕果，且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南方地区以浙江画院为例，从1984年成立后的30年内，画院的画家在全国重大美术展览中获得金银铜奖16件，入选近200件，是浙江省美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再看地处华北的天津画院，这个画院拥有众多有实力的名家，在全国性大展中屡屡获奖，仅从第六届全国美展到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天津画院画家就获得金奖1项、银奖3项、铜奖8项、优秀奖6项。从上述两个画院就可以看出，省一级的画院画家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重要力量。作为专业的创作机构，省级画院既没有过多的教学任务，也没有一般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因而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美术创作中，从而取得很多成果。（图3、图4、图5、图6）
新时期各省市画院的建设与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数量不断增加。从改革开放至今，全国34个省（直辖市）级地区绝大多数都建立了画院，市立的书画院也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以来，全国省市级的书画院不下458家，至于社群组织建立的书画院更是难以计数。第二、规模逐渐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画院的编制和人员十分有限，比如湖北美术院成立初期，仅有十几人，到2014年已经有105人，并且拥有一个自己的美术馆。再如山东画院，成立初期编制仅10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创作部、研究部、展览部包括人物画创作室、山水画创作室、花鸟画创作室、油画水彩版画创作室、书法篆刻创作室、雕塑创作室、艺术项目策划部、艺术信息中心、理论研究室、创作培训中心和院刊院讯网站编辑部等部门齐全的画院，编制人员也扩大到35人，这还不包括各类聘任人员。第三、影响越来越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画院的建立进入活跃期，到90年代，中国的书画市场开始萌动，间接刺激了各地市及民间书画院的建立。2000年以后，书画市场进入蓬勃发展期，此一时期极大激发了地方民间组织成立书画院的热情，短短十年，由个人或群体申请成立的书画院超过600家（据不完全统计），书画院画家的创作极展览数量急剧增加，客观上推动了画院在社会上的影响。
二、经济发展对各省市画院带来的机遇与影响
20世纪90年代是省市级画院发展相对缓慢的十年。80年代末，因为政治波动，经济发展面临新的转折。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启了经济的新一轮发展，经济体制改革走上快车道，市场经济呼之欲出。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是，1990年代的艺术市场初步兴起，书画交易正式走向舞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的繁荣，促进社会对绘画作品的购藏热度增加，进一步推动了民间资本对美术作品的投资热情。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进步，也推动了画廊和展会的发展，以经济为指标的各种展览大量出现。同时，中国艺术家也开始走向国际，参与国际双年展，国内的双年展也在90年代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已经开创了一个多元的、繁荣的新局面。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艺术市场开始兴起，这再次极大推动了画院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书画热埋下了伏笔。书画市场的升温，一方面为画院创作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也为画院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考。
整个90年代，成立的省级画院只有甘肃省画院一家，这一方面说明省级画院的发展趋于成熟；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出画院发展的延缓甚至停滞。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及时带动画院的发展，作为国有体制下的省级画院，面临经济大潮，却无法很快适应，相反，原有的体制性束缚让画家们失去了创作的动力。1991年之后，中国的艺术市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期，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供需激增，催生出很多私人画廊和拍卖行。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画家开始走出画院，成为独立的职业画家，完全通过市场的书画买卖来生活。艺术市场的繁荣一方面为画家提供了生活和发展需要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画家的创作自由，特别是1997年经济下滑之后，艺术市场的混乱和浮躁的社会环境让很多画家陷入无从适应的窘境。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2003年，艺术市场复兴，“形成了拍卖市场、画廊市场、艺术品交易市场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从此，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建构时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一轮创立省立画院的小浪潮，比如四川中国画院（成立于2000年）、西藏书画院（成立于2003年）、新疆国画院（成立于2007年）、岭南画院（成立于2008年）、内蒙古书画院（成立于2011年）。截止到2011年内蒙古书画院成立，全国除了台港澳之外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创立了省一级的（书）画院。这也说明，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的背景下，各省市画院能够立定脚跟，稳定心态，从艺术和学术的角度来推动画院建设。
从创作上看，各省市画院在新时期之后历经了两次发展。从“文革”结束到1989年，因为文艺政策的回暖，教条主义和“文革风”逐渐被消除，以尊重文艺创作规律为核心的创作原则被广大艺术家所理解并贯彻，各省市画院美术创作走向真正的繁荣。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内，画院画家们的美术创作经历了“伤痕美术”和“生活流”时期、“85新潮”时期，摆脱了“文革”时期所形成的的矫饰和单一，形成“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局面，涌现了很多经典的美术作品。19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艺术市场兴起，民间资本大量进入书画市场，促动出画廊和拍卖会的大量出现，并催生出很多民间和私人建立的画院。与之相比，省级画院的发展反而陷入低潮，画家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影响，但仍有一大批画家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沉潜于创研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01年，由中国画研究院发起的“全国画院双年展”在陕西西安举办。此次展览作品展示了当时全国画院系统的重要画家作品。此外，还同时开辟了一个特展，囊括了各个画院的前辈画家作品，如北京画院的齐白石、陈半丁、胡佩衡、于非闇，上海画院的朱屺瞻、丰子恺、王个簃、林风眠，江苏画院的傅抱石、林散之、钱松喦、亚明、魏紫熙，广东画院的关山月、黎雄才，陕西画院的赵望云、石鲁，中国画研究院的李可染、叶浅予、黄胄、蒋兆和等。这次展览，使得社会重新看到了全国画院的美术创作力量，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上对画院的质疑声，也积极推动了画院创作的发展。继第一届“全国画院双年展”的第二、三、四届展览分别在广州、郑州、武汉举办，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
21世纪之后，在国家的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各省市画院重新获得发展动力，在美术创作、人才培养、展览机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多元化的艺术环境里，形成了一个个具有较高实力和发展思路的群体。经过30多年的创研和探索，各省市画院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图7）
三、台港澳地区的画院及类似机构发展状况
除了中国内地各省市建立的画院外，海外的台港澳地区也有类似的机构，尽管在台港澳地区少有政府设立的画院，但由民间或者私人组织建立的艺术机构却相当繁多，其形式主要有美术馆、画廊、私人空间和少量的民间画院，这实际承担了内地各省市画院的大部分功能，且在形式上更为活跃。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台港澳的画会就开始出现，曾在现代主义运动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团体将抽象绘画引入台湾画坛，之后形成一股现代主义思潮，对台湾的现代主义绘画有极大地影响；1968年成立的“元道画会”、1970年成立的“一画会”等香港现代水墨画会，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现代水墨画运动影响巨大。台港澳的美术创作在80年代以后进入新的阶段，各种艺术基金会纷纷成立，也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或者基金会设立的画院，如海峡两岸艺术交流基金会、台湾文化会馆、中华画院等等，这些艺术机构既是创作的组织者，也是创作的宣传者和推销者，在台港澳的艺术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台港澳地区尽管没有像大陆这样普遍设置公立画院的做法，但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方面的力量推动，也起到了凝聚艺术家力量，推动当地艺术发展的作用。美术馆和博物馆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投资建立的，画会和私人美术馆、画廊以及少数画院（如台湾中华画院）主要由民间资本投资成立。民间资本是政府机构之外的最重要力量，民间资本凭借其灵活自由的赞助方式，极大弥补了官方机构的不足，在官方体制没有容纳前卫艺术之前，民间资本是支持前卫艺术创作、展览的最主要力量，是政府机制的有力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台港澳的画会组织出现很早，与大陆几乎同步，但在具体的形制上却有所不同。台湾的画会在艺术思潮中所起到的作用，较之中国内地相似，但更为明显。香港澳门的画会偏于传统的较多，在艺术创作上较为平静，少有激进的主张和创作。
小结
省市级书画院的发展与新中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而逐渐成熟，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性”。总体而言，省级画院有如下三个特点：一、历史相对较短；二、创作力量较强；三、区域性较强。省属画院体现了最广大地区的书画创作状况，不但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美术创作中起着引导作用，而且还对于中国国家画院以及北京画院等四大画院有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这些画院的存在，极大活跃了各省市书画创作，也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伤痕美术”源自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小说《伤痕》，这是对“文革”十年动乱的反思，也是结束教条主义美术创作，开创新型艺术道路的尝试。
［2］1979年，吴冠中在1979年《美术》第5期上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一文，以随感录的形式提出了绘画要追求“形式美”的观点，认为：“形式美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描画对象的能力只是绘画手法之一，它始终是辅助捕捉对象美感的手段”，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3］见《美术》1976年第一期，第4－5页。
［4］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载《美术》1979年第5期，第33－34页。
［5］据统计，从1977年到1993年，大学生总计有824万人左右。
［6］根据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至2011年，在该网站上登记的省市级书画院就有458家。
［7］据陈晨：《浅谈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态势》说，到2006年为止，全国的拍卖公司已经超过了4000余家，艺术品拍卖的成交额也在逐年增加，载《未来与发展》2013年08期。
［8］陈晨：《浅谈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态势》，载《未来与发展》2013年第8期。
编辑：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