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边界——张道兴艺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实录
研讨会现场
5月10日，“行走边界——张道兴艺术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中国美术报》社承办。
嘉宾合影
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主持。原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孙克、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刘曦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高天民、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中国国家画院人物所所长李晓柱、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谢小铨、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陈明、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副处长徐水平和艺术家张道兴参加研讨会。他们以本次展览展出的张道兴艺术作品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画的传承、创新，中国画的教学以及艺术家如何通过在寻找“边界”中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面貌等问题。
徐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初夏季节，中国国家画院迎来了“行走边界——张道兴艺术作品展”。这个展览是中国国家画院近年来质量上成、规模较大的个人展览，汇集了张道兴中国画作品213幅、速写作品50幅、书法作品20幅、篆刻作品246方。作为中国国家画院捐赠收藏的重要展览，其中有68件作品捐赠给中国国家画院，包括48件绘画作品、20件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包含了张道兴各个阶段的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还有很多获奖作品，这对中国国家画院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未来的中国画教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展览我先后一共观看了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感触颇深。张道兴作品里的人物都是来源于生活，但却不是对生活的模刻，而是有夸张、有变形、有提炼，将他的主观意识赋予画中人物，通过将民间艺术、西方构成和文人笔墨的融合创造出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貌。他把自己的创作归结为“行走边界”，游走于东方与西方、写实与写意、造型与线条、平面与立体、民间趣味与文人笔墨的不同边界之间，他的探索经验值得艺术家思考和借鉴。
张道兴先生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深入理论思考的状态，他对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概括得非常准确。“行走边界”不仅是本次展览的题目，也是张道兴对自己的艺术定位，展示了他艺术思考的过程。正如张道兴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始终在不断地创新、突破。中国人物画的历史悠久，面貌多样，在无数前人探索过的地界开缰拓土，难度不言而喻。如果我们把张道兴的创作放在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总体面貌中来看，就更能够看清中国人物画的几条不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思考未来中国人物画的更多可能性。这也是中国国家画院举办此次展览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孙克（原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我和道兴认识30多年了，一起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活动，相互之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道兴对谁都是很谦和、平易，跟他接触30多年了，他始终是这个样子，总是带着微笑对待人生、对待朋友，不急不厉，人格魅力特别大。
我认为张道兴不但做得好画家，还是书法家、篆刻家，诗书画印皆能。学画画70年了，我们懂得一个道理：画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画画基本功很重要，人物画要求画家的造型能力，道兴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一直在补课，对基本功深有体会。
与同辈画家相比，道兴在潮流跟前始终头脑清晰，这是十分难得的。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画家在新潮思想影响下追求变化，当然变是应该的。但是道兴的画给我们启示，正像本次道兴提出的“边界”的问题，道兴的艺术站位始终清晰，他总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令我真的很佩服。在道兴的“边界”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即他守住了自己的边界，又不是完全拒绝新变化。看他的画，我始终觉得有点变形，他的书法也是如此。在变化中还不离边界，他把握得非常好。
我觉得道兴有非常高的智慧。道兴画画是动脑子的，他以部队生活为抓手，越画越深入、越画越有力量。道兴笔下的人物，没有美化，有的甚至还有一点丑，丑得恰到好处，完美地把握了丑与美之间的界限。他的画还吸收了书法韵味，所呈现的画面不是巧的、俏皮的、流畅的、华美的，有一种拙厚的味道，越到后期这个味道越好。他的画一看就是笔底下的力度大，他用笔、用线表达造型的能力上恰到好处、分寸极佳。我觉得他最重要一点是吸取了中庸之道，把握好中间点，再向周边扩散。不搞极端，也不走极端，把握得非常之好。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张道兴是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的专职画家，是我国军旅美术的一面重要旗帜，也是整个中国画坛非常重要的一位画家。在我著述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中有专门一节介绍部队人物画家，张道兴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不可或缺。
张道兴1984年创作的作品《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为我们大家所熟知，作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从这件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张道兴的艺术思维方式——始终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上，以人民为中心。所以他的画始终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是接地气的。
除此之外，我以为张道兴的艺术思维方式和音乐相通，看此画想此歌。他的作品和石鲁的《东方欲晓》、蒋兆和的《一篮春色卖遍人间》一样，都带有某种特殊寓意，虽然不是对音乐的直接表达，但是作者却能把声音转化为造型，给人以联想，体现着艺术思维的规律，非常难能可贵。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提高就在于构思技巧，所以说张道兴是非常聪明的艺术家。
正如张道兴自己所说，他确实始终行走在“边界”上。一边在专业，一边在民间；一边是部队生活，一边画地方风情；一边是专业造型，一边是民间表现；一边在绘画，一边是书法，一边是篆刻……在虚和实的边界、在浓和淡的边界，张道兴总是在边界上行走，在两种不同的艺术视阈跨界。虽然“跨界”是时下非常流行的词，张道兴实际上早就跨界了，但他却没有说“跨界”，而是将自己定义为“行走边界”，这非常好，展现了他自身多面的艺术修养。
最后说一点，在和很多国画家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们大都认为只要做好了“线条”造型就可以，不重视笔墨、不重视写字、不重视篆刻，刻印的更少。张道兴从小跟祖辈临帖，并始终坚持刻印，坚持自己磨刀刻石，故笔法有金石气。他唱戏懂戏，主张“武戏文唱”，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200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21世纪中国美术走向的三种文化态度》，三种文化态度分别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激进主义、文化的折中主义。文章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固守边界与突破边界，讨论边界问题。我认为当时文章里，固守边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继承。突破边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在固守边界与突破边界两极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和兼容，是文化折中主义的态度。
张道兴的艺术作品体现了一种文化折中主义，他行走的边界，就是在艺术的边界上行走，在固守边界与突破边界两极之间徘徊。然后寻找一个既能够继承传统，又能够更新传统的新路径。我读张道兴的印章，印章中很多都表达了他的艺术理想、人生理想。比如说“衰年尚法笔骨造化”，而不是衰年变法。就是说他和一味革新画家还是不同，他保留着传统的法。但同时也提出笔骨造化，要用笔墨弥补自然，切勿忘行。包括他现在还在补素描的基本功，行走边界，持续过程，这都符合文化折中主义的态度。
我认为张道兴的艺术，主要是具有四种要素。第一，生活气息。第二，意象造型。第三，文人笔墨。第四，民间色彩。他把四种要素融合起来、综合起来，创造个性化的艺术风格，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艺术。尤其他画的人物形象，辨识度极高，个性极其鲜明。这种突出的个性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跟他的生活气息、意象造型、文人笔墨、民间色彩四者都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来说生活气息。作为军旅画家张道兴深入生活，真正深入到了基层，深入到了军旅生活、渔民生活、少数民族生活、普通百姓生活的深处。而且他强调乐其三俗，世俗、民俗、通俗，他写的对联，“三俗一锅煮尘世，十水五石缋家山”，这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而且他大部分都是热衷描绘正能量的“三俗”生活。所以他的人物画充满了正面的“三俗”生活气息，而排斥负面的“三俗”的表现，即低俗、厌俗、恶俗。所以他的人物画是表现正面的“三俗”生活，给人以健康向上的审美感受，这是他创作成功的根本。
第二意象造型。张道兴的印章很多都是强调意象之旅，他的创作是营造意象的旅途、旅程，他的人物画的意象基本上是半写实、半写意的。从整体来看，是合乎写实造成的规范，但是人物的局部往往是夸张变形。不过又是夸而有节，夸张有节制，变而不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特别是抓住了人物的表情特征和神态，这比那种所谓超级写实的、照片式的更能够捕捉人物的精神。所以，张道兴意象造型的人物，既不是唯美的，也不是丑的，而是平朴简素的，简素唯美。这也造成了他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
第三文人笔墨。张道兴家学渊源深厚，从小练习书法，笔墨功力比较厚重，而且把行书的笔法、章法、节奏都运用到绘画当中，以书入画。除了文人笔墨外，还有他追求文人画的趣味，他很多作品都类似文人墨韵，当然没有夸张到极端，而且有的还近似流行的新人物画，但是比一般的新人物画更有传统笔墨功底。
第四民间色彩。张道兴吸收了很多山东、河北等地的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的风格技法。不仅吸收了民间色彩，还有就是对民间艺术趣味吸收融合，所以他的人物画有一种民间的、亲切的人情味和朴实的幽默感，比画农民工的画家画得还更朴实。所以他把文人笔墨和民间色彩综合起来，流畅的一种水墨粉彩写意人物画，在当代中国人物画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尝试。
在历来推崇中庸之道的东方文明古国，即使在处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最受公众欢迎的艺术家往往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大师，也不是激进主义的先锋，而是折中主义的巨匠。我觉得张道兴可以说是具备了折中主义巨匠的素质，正像他印章中所说的，悠游中行。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道兴是具有鲜明的、成熟的、稳定的艺术风格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物画大家。自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思潮兴起，开始进行国画改良，岭南画派的方人定就曾说过，“中国画的改革要重视人物画题材＂20世纪中国画改革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人物画打了个翻身仗，取得突出成就，改变了元明清山水花鸟占主流地位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物画在中国现代国画改良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近百年来，我们看到了人物画探索的多元面貌，有“徐蒋体系”“新浙派”“长安画派”等等。
张道兴的人物画和他们的都不一样，他探讨出来既不同于古代的水墨人物画、工笔人物画，也不同于徐蒋体系和“新浙派”的绘画面貌。张道兴的水墨或者彩墨、粉彩人物画给了我们一种崭新的观感。
他的作品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的作品是深入生活的创作。不同于当下一些画照片、摆姿势的作品。张道兴的作品都是非常生动的，是真正扎实的深入生活的，他的人物形象都是从生活中观察出来的，自然生动，不是摆弄姿势，从真实的场景中烘托出了形象和事件，把握住了人物动态，真正塑造出了生动的、鲜活的、艺术价值高的作品。可以说张道兴创作观念和实践，为青年画家起到了表率作用、引领作用，令我们深受启发。
另外，张道兴作品的形式语言十分富有个性。张道兴的创作是结合书法、篆刻、民间艺术的综合创作，真正做到了将书写性和造型性结合到创作中来，其艺术形象既有写实性又有表现性与生动性，是极具现代性、当代性的综合创造。
张道兴作品对我们当代的人物画，特别是水墨人物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徐蒋体系与新浙派的新水墨人物画的样式，非常了不起，是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收获！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此次张道兴展览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行走”，一是“边界”。在展厅里面我看到了他在怎样的一个边界，做怎样的行走。
众所周知，“边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边缘交界处。这两者在张道兴的绘画里面包括了西方的造型方法以及中国的笔墨意识。在中西之间，在造型和笔墨之间，我们看到了张道兴的处理方式。西方绘画的造型及结构，在张道兴先生的绘画里面又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构成，结合中国画的笔墨，形成张道兴绘画的独有的审美品质，且具有现代感。这是一种结合而不是区分，是融汇贯通。所以说张道兴行走中西之间，他是左右逢源，而且以笔墨带动造型，在笔墨的书写性和造型结构上的处理十分微妙，引人入胜。行走边界，有各种处理与表现的空间，很能体现艺术家的思想和个人手法。但是否能立足边界，踩出一条自己的路，颇为不易。行走边界，最值得看的就是其个体性。边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就在于他行走的方式。
那么，张道兴的行走方向如何？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从造型走向笔墨，还是从笔墨走向造型？展厅里，我们看到展出的绘画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那是近30年的创作，另有一批速写作品是2005－2019年的，书法作品都是2023年。这里有时序问题，但不能说明画家的走向便是如此。我们不能仅仅从作品的时间顺序来判断和解读张道兴在造型和笔墨上的倾向性，或者叫做行走的趋向性。但张道兴的绘画在我的印象中，是他对画面形象的结构性处理，很有个性也很现代。趋向性还是结构性的问题。这次看他的展览，我同样以为他是从这个角度进入，从造型的结构往笔墨的方向走。笔墨的意识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被强调了、被强化了。这是我对他行走轨迹的一个理解。
绘画是空间的造型艺术，而书写性笔墨更多的指向时间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张道兴又是怎么进行处理的？这也是我们在“边界”中理解张道兴艺术的另一方面问题。我以为张道兴作品的平面化处理，是深度空间的表达。我们看到他在平面构成、形式构成中，有时会插进去一个头像、一个身影，而且那个身影是有动感的，这让画面活起来了，有了时间维度，也有了叙事性。书写性的笔墨线条也有叙事性，叙事性就在时间维度里。这种处理的方式，是张道兴在“边界”中埋下的第二道伏笔，让我们面对他的画的时，就有一种新的阅读诉求和欲望。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关于张道兴艺术定位、艺术成就的分析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对艺术家来说，以笔墨和造型对等平分的方式来形成水墨写实人物画这种现代人物画改良方案，其结果必然是淡化个性，阻滞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
张道兴的个人面貌从《茅山听雨》时就形成了，这件作品不是完全写实，而是将历史题材的表现通过结构主义来探索，这个时期他画的一系列作品多以平面分割的形式，追求个性化水墨人物画的探索。如《儿子》《待发》和《海的容颜》等。这种平面分割的形式，也有意地和其写意性的用笔结合在一起。他的写意在以点成线的写意过程中追求意态潇洒。我们今天看到张道兴的作品比其90年代之前形成了一个巨大区别就是，他在较大程度上对笔墨形象的造型性回归，即便将形式结构隐藏在那些造型之中，仍然能够体现他对造型本身所具有的深度理解。我觉得这才是张道兴先生能够与他同时代的画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在笔墨与造型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拉开距离并脱颖而出的独特创造，这无疑也是他个性形成的重要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有关形象的处理，“形”和“体”是分开表述的，或者说对造型形象的理解一定涉及到对边缘线“形”的处理，也一定涉及到对内在结构“体”的空间关系的处理。而西方绘画最巧妙的地方，恰恰是把“形”和“体”变成一对矛盾，从而进行有意味的重构，这是潘诺夫斯基曾阐述过的一个西方艺术传统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到。但是张道兴在这方面比一般的画家认识得深得多，对有关面孔边缘线的处理，包括部分手、脚的处理，他都力图将画外轮廓的“形”与体现空间的“体”结合在一起。2000年后，张道兴的人物形象侧面的线，和他90年代的线形成明显的区别：他的这些线似乎像素描一样，能够深到外形里面，而这个“形”实际上已不仅仅是画外轮廓的“形”，而是深入到画其内在空间结构的“体”，或者说，空间的结构所形成的小侧面都被他有效地转化为一种“形”的关系表达。所以，笔墨在与这些自然与不自然的线的结合中形成了一种富有张力和深厚性的人物形象。张道兴画中的人物边缘线的处理都特别有意味，特别富有深度感。他不是追求中国画笔墨的率性、萧散、恣肆，而是力图通过中国画的笔墨来深化中国人物画对形体的理解与表现，这点我特别认同张道兴先生。
当然，在形成张道兴人物画风格的艺术资源上，除了非洲雕刻，他还广泛吸收了中国民间剪纸、皮影和木雕，尤其是河北蔚县那种绘彩剪纸，这形成了他在造型与结构之间的块面具有一种独特的墨色过渡层次，从而也把墨色通过过渡推到边缘线，形成了另一种块面与线的关系。这样的变化和他90年代用平面画的块面和色块来处理线面关系提升了一大步，这是他笔墨与造型语言关系上的一次巨大转折。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水墨写实人物画，大多停留在造型和笔墨的对称性关系上，但这种对称对笔墨和造型都相互伤害，难能深入——笔墨是泛书法化的，所谓造型也并不存在，只是一种表相的写实，对形象尤其缺乏空间处理的能力，更谈不上造型的创造性。今天看到张道兴人物画展，对他在水墨人物画领域推进造型表现感到一种欣慰，终于有中国画家能够较深入地理解什么是造型了，而且他借鉴中国民间剪纸、刺绣并有机地将其转化成写实人物画的平面性造型，形成他了独特的形体与水墨有机融合的新的艺术语言。这是张道兴最有成就的地方、也是他最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
高天民（中国国家画院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启动了艺术家收藏系列展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此前的叶浅予先生的展览，到今天张道兴先生的展览，表明了中国国家画院的态度，中国国家画院是面向全国的艺术机构，要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纳入到我们的视野，进行研究、展览展示，只有这样，中国国家画院才能组建真正的“国家队”，才能凸显其“对内代表国家，对外代表中国”的定位。
谈到张道兴先生的艺术，首先，他不断探索的精神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张道兴有一句名言，对于艺术探索来说，“久守必失，久攻必克”。这句话非常能体现出他的态度。二是张道兴的艺术创作面貌非常丰富，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新的变化。特别是这次展览还展出了他的书法作品，非常精彩、特别专业，有传承。
张道兴艺术应该属于20世纪中国美术中西融合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之中，他体现出来的是他的独特性——将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我们从作品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张道兴个人面貌是非常突出的。这种独特性是如何取得的？我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问题就是中国画的问题，而中国画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物画。20世纪中国美术处于中西之间，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每个人都不一样。前面有专家提到的“徐蒋体系”“新浙派”，就是例证，而张道兴采取的是不同的定位。他在中，主要是确立了一种对民间艺术的吸收转化。而于西，他选择的是现代艺术，所以说他是一手在民间，一手在现代，而且立足于当下。他的艺术面貌和以往的人物画的做法完全是不同的——既有传统性，同时又具有现代视觉性。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一个结合点，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空间，这个空间为人物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张道兴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与现代艺术的结构进行了结合，从而与意象艺术建立了联系。不过，这个意象艺术不是中国传统的意象艺术，而是一种现代的以表现主义为基础的意象艺术，就是将传统的笔墨意识与现代的形式意识相结合，其中既有民间艺术的韵味，同时又有西方现代艺术的结构，其对“小碎块”的巧妙运用打破了以往写实的造型，让他的造型更加有趣味，在艺术上更加产生了活力，令其表现的传统民间艺术由俗转雅，变成了了雅俗共赏的东西。当然他的目标并不是雅俗共赏，而是向着艺术边界的行走。
这次展览的题目叫“行走边界”，我理解这个“边界”的含义，一个它是对不同类型艺术形式因素的综合或者说结合，像雅与俗、写实与写意、中与西等，是对不同艺术因素的边界融合。另外一个含义是，张道兴通过自己的探索，走到了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突破的边界。
当然，张道兴的艺术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哪？我认为还是更多的在于对西方式造型的一种坚持。我们看到，他的艺术更注重墨而不是笔或线，所以他的人物画更具有团块感和体积感。我觉得张道兴的艺术如能将书法引入其中还有新的突破的可能。而这种突破也许就意味着他在人物画方面，可能会有新的贡献。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们回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墨人物画，主要呈现为南北两种不同风格：一条是以浙派人物画为主，主要以水墨淋漓结合素描的造型手法来呈现人物形象；另一条是以卢沉、周思聪先生为代表的，注重从水墨构成表现的作品。这两条脉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交汇点，他们都是针对人物画最大的问题形和神的关系，聚焦人物形象造型的写实和中国画笔墨的写意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对矛盾。这两条线索都指向了对于写实、对于写真的“形”的反思或者改造。
张道兴也是从这样一对范畴的矛盾入手，来进行建构他的个人风格。在张道兴的作品中，从早期的作品到他近年来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于笔墨中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图式的结合。张道兴称之为“水墨粉彩写意人物画”，是非常朴素而准确的表达，没有用西方现代性、构成性、后现代、都市等等的时髦语言。水墨、粉彩、写意三个关键词点出了张道兴多年来努力的方向。
如何看张道兴的创作，这里离不开三个关键词，一是构成性，二是写意性，三是民间艺术。某种程度讲，张道兴先生是放大了山水画皴法的表达，进入到人物画的呈现里来，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在局部放大皴法的造型能力，构成了张道兴在笔墨因素里重要的特点。
他的作品从题材风格上有几大类，一方面是表示现实生活的作品，像《海的容颜》《渔汛》《儿子》等，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感。这些作品显现出共同的特点就是，是在轻描淡写之间，完成了以轻写重、以淡破浓的风格建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径。另一方面是他的主题性绘画创作。近些年，尤其近10年来的系列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创作作品，做到了符合艺术真实又升华了历史真实，他抓住了关键点，通过想象力完成了他的叙事造型，彰显了画家的智慧和功力。比如说他的《茅山听雨》，这个情景完全是想象的，这是源于一个艺术家对于历史文献，对于那一代人的经历的理解和自信，才能画出这样的内容和图式。
最后回到展览主题“行走边界”，张道兴非常喜欢“行”这个字，在很多的印章里面都有“行”这个字，如“周行不殆”“行走异同”“善行其道”等印章。“行”这个字有永远在创作的路上不停歇意思，另一方面，张道兴名字里的“道”字，《说文解字》说“道”字在文字上“从人从行”，在早期的文字字形里就是十字路口站着一个人。张道兴正是以他不停歇的，在周行不殆中不断延展自己的创作之路，使我们能在其年近九旬的年纪，还能看到他新近的佳作。
李晓柱（中国国家画院人物所所长）：张道兴先生是我仰慕的大家，作为老乡，一直是我明灯式的引路人。张道兴为人宽厚、温和，特别愿意和年轻画家没有间隔的相处。
张道兴绘画作品十分丰富，我最早看到的是《问路》，他把军事题材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表达。张道兴骨子里有一种军人的坚韧性格，从他的笔墨感觉、形式结构，都能感受到硬汉的性格。我想正是张道兴军人的性格才有这样笔墨，也是因为他天生有笔墨，所以必然要成为一名军人。
此外，张道兴的绘画特别有智慧，很巧妙地把军事题材转化成有艺术性、有人情味的作品。他的选题和角度，将他的自信和主题性表达很好地契合在一起，这让军事题材有了温度，让人能感受到一种温暖，所以张道兴成为众多的军事画家里的佼佼者。当前我觉得人物画创作，确实面临着很多尴尬，有时代造成的，也有我们自己造成的。比如说传统中国绘画笔墨程式对当代画家的绑架，哲学思维对现代主义的绑架，使艺术创作失去了很大的自由度。
我认为，张道兴先生“行走边界”这个题目是在表达一种障碍。这种障碍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中国画家、人物画画家，是我们立足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样人为设定的多种身份，会让我们不自觉固化在自己的边界里。
张道兴特别轻松、自如，把绘画、书法、篆刻，所有的东西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融汇到创作和他的生命状态里，这就是他生命修行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能意识到有一个边界，并时刻准备着从界线里冲出来，实际上是他没有那种对界限的执着，也没有对未来的执着。八十八岁的张道兴先生现在轻松的面对绘画，轻松了，便什么都有了。
谢小铨（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谈几点学习体会。一，我认为道兴先生的“行走边界”表达了两层意义：一是提示了他的学习路径。他的绘画不仅深度融入了诗书印的创作，而且对剪纸、皮影等民间艺术以及非洲雕刻等也都有深入研究及创作借鉴，应该说他一直处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灵活取用与学习，穿越于不同艺术门类的边界之中。二是代表他的创作状态。在展览前言里，道兴先生多次提到所谓的“不成熟”，而且醉心于这种“不成熟”。就像董其昌所讲的“字须熟后生”的生拙状态，这种“生”是极熟之后的生，是带有原创性情感生发的“生”，是“不成熟”和“行走边界”之间创作逻辑上的因果对应。
二，道兴先生学识涵养是极其深厚的。他是非常纯正的、传统的中国画家，讲究诗书画印的融合呈现。展览中展出的书法作品都是今年创作的，我以为他展出的这些书法作品的用意不是作为展品来展示的，而是作为一种态度来展示，即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画要以书入画。我们看到道兴先生早期绘画作品中的书法，完全就是画家字，是看不到线条的转折提按的。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其本质就是在线条的转折提按及干湿浓淡的变化中表现出线质的独特审美。尤其是转折提按的变化，能直观呈现出艺术家创作的情感状态，道兴先生深谙此义，所以他着重强调书法用笔的重要性。此外道兴先生对印章还有很深的研究和实践，他的印章，一是取法战国古玺及秦汉印传统，再就是从古藉刻本里面来汲取营养，宋本到明清古籍，张道兴印章很多取法是明清刻本字体及布局，这都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要素在他创作里得到了综合性的表现。
三，张道兴在素描和笔墨用笔的关系上有非常清醒的态度。他在65岁的时候学习了三个月的素描，这当然是为了解决造型问题，但可贵的是道兴先生并没有陷入到“素描式国画”的陷井中去。我们看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某些展览，一眼望去千篇一律，构图技法极其雷同，如果不标注根本看不出作者是谁，这是过度依赖素描，缺乏有情感表现力的笔墨造成的。大家都在画形体，但是笔墨没有。笔墨是什么？笔墨是一个艺术家情感表现的最直接的手段。道兴先生在对待素描和笔墨的关系上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从他大量的创作里，能完整地感受到他的书法和皴法、线条对他个人情感的丰富承载和表现。
四，道兴先生是高度重视速写的。我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调到中国国家画院，做过一件很重要工作，就是把画院藏的叶浅予先生捐赠的6000余件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速写手稿，进行了梳理。叶浅予先生主题性创作、插图及舞台艺术创作作品，很多类型完全是从速写里面来的，叶浅予先生一系列速写手稿的重要性就在于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原创性的、最有活力的素材。这些东西一旦植入到他的创作里，就一定会和程式化的作品，产生很大的区别，张道兴的速写同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道兴先生在绘画、书法、篆刻领域都有很丰厚的建树，他是很少见的、全才型的艺术家。讨论张道兴的艺术创作，需将之放在中国画的发展脉络上进行观察。特别是他在各种艺术领域之间的游走状态，以及他在创作中所阐发的艺术哲思。
中国人物画创作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大概是从晚清时期开始的。从“西画东渐”风潮的兴起，到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画改造”和新浙派人物画的崛起，最后到新时期的85新潮，中国人物画创作无论在语言形态，图式风格乃至艺术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题材、造型、色彩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了新的形态和风格，所谓的时代感指的就是这一点。
张道兴的作品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首先让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他创作的人物造型。他的人物造型注重边线的强调、结构的强调，在传统人物画线条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方法。这种对结构和边缘线的强调，造成了人物形象的团块感，而这种团块感恰恰是很多现代主义绘画所强调的，带有很强的现代趣味。因此从造型方式上看，张道兴的人物画具有显著的现代主义色彩。
其次，张道兴的人物画在表现上进行了适度的夸张，这就摆脱了当代人物画中常见的套路化、模式化弊端，形成个性化的风格。加上色彩的单纯强烈，给画面以巨大的张力。最后，张道兴对书法篆刻的研究十分深入，这尤其重要。在创作中他很注重笔墨的纯粹，笔墨语言在他创作中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笔墨，再夸张的色彩和再奇崛的造型，也难以赋予画面以传统中国画的气质和学养，所谓的个性化也难以支撑。
我认为，这种个性化面貌的呈现源于张道兴对东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传统人物画不能离开笔墨程式，更不能缺乏个性。对此，他有很深刻且清醒的看法。他说，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必须要有个性，但是个性化是个双刃剑，呈现得好会成就一个画家，反之会断送一个画家的前途。
在当代信息社会和多元化文化语境下，中国画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边界的问题，如何在不打破边界的情况下自由游走，完成传统笔墨的当代转化，是所有中国画家面临的巨大课题。我觉得张道兴先生的艺术主张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他在这方面提出世俗、通俗、民俗的融合和互动，他在书法篆刻上的深厚修养，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学养，而他的创新和探索精神使他的创作能游走于不同艺术的边界，使之成为当代人物画探索中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案例。
徐水平（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副处长）：首先作为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的代表，非常感谢张道兴先生和他的家人对我们信任和支持。
承办此次展览给了我一次跟张道兴老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跟张老师有了长时间的交谈。张老师谈了很多他的绘画经验和想法，使我对他的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老师谈到了用色，建议我们用不容易褪色的矿物颜料。谈到了叶浅予、黄胄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一些绘画技巧，谈到了他对篆刻和书法创作的一些想法。回想起来，我认为他谈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物画造型。张老师说他一辈子都在研究造型，至今仍然在研究。我想，张老师所说的造型有他的追求。南朝《谢赫六法》“应物象形”中“象形”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与物象相似的意思、有书写胸中之象的意思，写实是象形、写意也是象形。张老师所说的造型，是他思考的造型，是“应物象形”，但不能简单用写实、写意来套用，也不能用民间艺术、现代性构成来界定，而是行走在多元艺术交汇的边界。张老师自己也说，他站在圈内，但是在圈的边缘。
张老师喜欢戏曲，似乎对梆子戏、京剧、昆曲等都很喜欢，而且“入戏”颇深。因此他经常用戏曲作为例子，来说明中国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能他认为，传统戏曲与中国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张道兴老师的艺术包含了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
张道兴：感谢理论家帮助我发现一些问题，根据“行走边界”这个题目，帮助我梳理、帮助我拆解，进一步延展并深化了我的认识。我想进行一门艺术、一门功课，确实要经常“瞻前顾后”，要在圈里转转。
关于“行走边界”这个主题是经过多方面讨论的。一直以来，我以为边界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边界有一个空间，就像踢足球一样，有内在一套规则体系。如果出了界、犯规了，就不叫边界了。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就想，我还得守边界，但又守得不是很严格，整天琢磨在边界上游走，但是游走边界太游了，还是行走。我有两个观点：一是“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动态的”，第二事物是一个按照要按照“集合体”或者“系统论”的，中国画确实应该是有系统的，它不仅是笔墨，还是造型、还是色彩、还是程式。所以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边界是存在的，也是要遵守的，但是边界又是动态的，不能一成不变。时下艺术界流行的“破界”“出圈”，其实都是“行走”形成一种结果，当然真正做的“破圈”的过程是很长的，不是一年两年就完成的。中国的艺术存在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为什么能够总是出现新的样式”等等，关于中国画，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有突破，还没有做到真正的破圈，我们还在边界里，在圈里行走边界。
（李正乔参与文字整理）
编辑：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