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3月12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承办的“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系列——中国刻帖书法新探展”座谈会在中国国家画院召开。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员胡海帆，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金石碑帖委员会主任李汉臣，九雁斋主理人唐伟杰，《收藏家》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刘昱，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金石碑帖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深伟，《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朱培尔，《中国文物报》高级记者续鸿明，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洪厚甜、谢小铨，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艺术家蔡大礼、王东声、唐朝轶、赵际芳、梅跃辉等出席本次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刘波，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外聘研究员陆宗润发来书面讨论。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魏广君主持。
“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已举办过四次，从2020年的“汉隶十二品新探”、2021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2022年的“篆书廿九品新探”，再到2023年的“隋唐刻石三十品新探”，在社会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介绍，“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系列——中国刻帖书法新探展”将于今年9月与观众见面。
魏广君主持研讨会
魏广君表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注重碑学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及其当代经典化的新探，也极为关注帖学作为优秀书学传统深植于我们创作之中的观念、形式与方法在当下的探索与新创。在不断搞好自己学术建设的同时，还肩负着向大众传播识别优秀的书法传统及其代表性作品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刻帖书法新探展’是在之前我们举办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四大展览后的又一重要展览。据了解，较为全面的刻帖研究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大展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次研讨会希望专家围绕正在筹办中的‘中国刻帖书法新探展’，在理论研究、甄选帖目、展陈布局、评选作品，以及将这次学术活动如何能切实地普惠于广大群众提出方法方式上的意见和建议。有理由相信，经过了四年四届的大展经历，我们可以更全面、更完善、更有侧重、更有突出角度地办好今年第五次大展。”
王东声
王东声：之前的“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这次第五个展览的主题是刻帖，刻帖本身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因此这场展览肯定会产生与前面几场展览有强烈反差的展示效果，这种独有性就很值得期待。我也认为放大的版本和原拓上下对比着摆放是很好的方式。另外，我建议以书法史的线索做一个刻帖的发展脉络史，在一个轴线上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刻帖作品、墨迹本名家名品，包括碑类石刻作品，做一个完整的书法史轴线，更有科普效果。此外，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收集遴选刻帖版本，也是不小的工作量，需要大家群策群力。
朱培尔
朱培尔：展品完全选择宋拓很难实现，不说宋拓，明拓也不多。但可在同时代拓本中遴选题跋丰富、流传鉴藏有序的版本。若能以借展的方式展出珍贵版本，哪怕展一两天，也会有很多同仁专程赶来。再者要注重细节，如把最好版本的局部放大，甚至呈现其肌理。再如，同一个刻帖，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拓法、有题跋跟没题跋的放一起，既带有学理性又能产生强烈对比。其次，当代创作板块可分为古代临摹和当代临创两个系列，征稿扩大到全国范围且紧紧围绕刻帖，研讨会针对刻帖如何转换成当下的书法临创等方面进行探讨。
刘昱：我认为刻帖相比于石刻，更能领略文士文心。我期待这次刻帖展更突出文人的书写状态和背后的文化依托。再者，在遴选展品方面需要考虑早期著名版本，也不可忽略书法精美的和有代表性人物的版本，如清中后期一些好的刻帖也非常值得展示，在选择过程中要引起重视。
刘波
刘波：刻帖的价值，如果是真迹上石、刻工技术一流，则具备版本、文献、艺术三大价值。否则帖翻帖、伪造帖流布甚广，反而会造成很多混乱理解。除了珍贵刻帖，我们的眼光也要放到清代中早期，因为《三希堂法帖》的大规模刊刻，锻炼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刻工，他们成为当时和后世刻帖的主力军，其水平比之前辈，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刻帖的价值都有待深入发掘和整理，期待刻帖展带来惊喜。
李汉臣：此次展览不管从学术，还是从书法普及角度都非常有意义。刻帖非常讲究版本，我建议展览要有大家熟悉的、广泛流传的精品，还要有稀世珍本。此外，刻帖体量本身就小，且多是装裱本，挂在墙上不适宜，除非把散页都拆出来，但藏家可能不太愿意这种方式，而若系统地把刻帖全貌展示出来难度又很大，需要的展柜较多，类似布展细节还需大家共同努力。
张深伟：刻帖很重要，古代书家如董其昌等都是从帖上取得成就的。此外，我还看重这次展览的展陈方式和展示效果。我们知道刻帖讲究版本，而好的版本大多是册页，散页也不少，我建议散页可以一张张贴裱到一个大展板中，再上墙展示，更有氛围感和冲击力。再者，在展柜中尽量打开展全册页完整的刻帖。
洪厚甜：近几年这四场展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每场展览都分为优秀论文征集、珍贵金石刻帖实物和当代书家优秀作品展示三大板块。我更看重这些学术展的大众书法普及贡献。刻帖对于书法普及贡献较大。清晰的版本是初学者的必要通道，模糊的版本给人一种无限的遐想和思维拓展空间。但在什么阶段选清晰的，什么阶段选模糊的？为大众提供多层次的学术指导也是这次展览的意义。
陆宗润：2023年似乎是全国金石碑帖研究的兴盛之年，如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推出的“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等，一些主要博物馆的书法展也融入了碑帖展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在四届“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成功的基础上，今年举办“刻帖展”，同时举办刻帖研究的学术研讨，使本次展览更具学术价值。我建议此次展览以书法艺术史为主线，尽可能展出精品刻帖。
赵际芳：系列展做到第五年越来越有具有挑战性。历代的刻帖众多，本次展览可以参考《中国法帖全集》目录，尽量选择最佳版本，还要兼顾广泛。再者，刻帖对展陈方式要求较高。刻帖里的字比较小，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的展厅又很高，基于这种情况，刻帖珍品陈列展出我建议移到二层，当代人的创作移到一层。一本刻帖尽可能多呈现全貌，尽可能附带翔实解析，做到学术和普及兼顾。另外，与上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之前的碑帖展览相比，展览的亮点和优势是可以广泛发动当代书家围绕刻帖进行临摹与创作。基于刻帖的特征，在征稿时也可将尺寸适当放宽，尺寸可大可小。
唐伟杰：刻帖的名目很多，总数很大，想展示全很难。我建议每个朝代选出代表性样本，在此基础上再兼顾版本的早晚。刻帖的版本很重要，因此展览要有名拓。另外，在文本诠释以及图录编写上做更充分的前期工作，这样才能对大众美育产生更好的效果。
唐朝轶：这五场展览完成后可以呈现一部几近完整的书法史。其实很多人在碑帖审美、学术界定，甚至艺术创作上认识都不够清楚。碑帖之争虽是老话题，但这个展览的推出势必还会引起碑帖融合等讨论。除却碑帖之争，怎样把碑学的金石厚重和帖学的秀逸潇洒相结合启发创作，值得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此外如果能借到一两件古人临帖创作的珍稀墨迹，与今人的临创对比，也值得期待。
胡海帆：目前藏丛帖比较多的馆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我1996年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金石组主持工作，负责金石拓片的采购管理和编目，直到2017年退休，我们采购的拓片总数将近18000份，其中包括300多种丛帖。在资料整合、目录编撰、文物鉴定等方面，我也愿意出一份力量。
续鸿明：持续多年的“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非常独特，不仅是对碑刻文献的系统梳理、展示、研究，还注重将当代书家、书法理论家的相关成果进行对比展示。去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这四次系列展呼应了当前的碑帖热，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碑帖文物的重视和保护意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建议刻帖书法新探展将展示的内容数字化呈现，做成永不落幕的“云展览”。在展厅呈现形式上也可以做一些探索，如增加互动墙、引入知识图谱技术，将刻帖文化的历史文献生动地展示出来。
梅跃辉：之前很多真迹遗失或者损毁，刻帖能够补充墨迹的不足，而使书法学习资料得以保存。刻帖对于明晰各个时期书体书风演变以及笔法运用功莫大焉。前几场金石碑刻展览反响良好，这次刻帖展也会掀起帖学热潮，并且能为当代帖学创作提供新思考、新方法、新途径。再者，刻帖经过了二次甚至更多次加工，有失真之处和不清楚的地方，但也正是这些时间的痕迹，为研究和创作带来更多的想象和启迪。
谢小铨：近几年来的四场展览率先引领了金石文物热，更可贵的是把文物展与当代书法创作结合，形成了新的展览模式。民间的藏品也得以发掘出来，逐渐形成展、学、研、创、鉴的良性文化生态。金石题跋不是书法表演，现在书家要尤其慎重，不好的东西不能题，研究不到位的东西不要题。版本考释要跟上，这么多展品集中起来太不容易，要出一本好册子或图录。当代创作与主题关联度低的作品要慎重选择。此外，文物对光照、湿度、温度要求很高，要增强保护意识。
蔡大礼：此次展览除了展示名刻帖之外，应该有一部分文本性的内容，对刻帖及其周边知识进行介绍，如刻帖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主要用途；刻帖的种类、历代名刻多围绕哪些名书家展开、刻帖工艺繁盛的地区分布、历代重视并参与其中的文化名人、名刻工、不同地域刻帖风格等常识，探讨诸如这些内容可提升展览的学术性。比如几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美术馆看关于颜真卿的展览，展陈将颜家世系做成一个表，将颜氏学术的传承也整理清晰，类似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