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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新《深化画院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可能面向》 金新《深化画院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可能面向》

来源:发布时间:2020-06-01

画院体制在中国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传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古代画院体制最为完备的宋代,也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不仅涌现了大批杰出的画家,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而且对当时以及后世的艺术创作与审美风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画院则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出于对一批未被西方式美术教育体系主导的艺术院校吸收的有影响力的国画家的保护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的需要,由人民政府出资组办了几家画院。其中,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是北京中国画院(后更名为北京画院),1956年筹建并正式成立于1957年,周恩来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将其定位为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美术事业以及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此后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和广东画院相继成立,它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现代画院,聚拢了一大批国内美术界的精英,如齐白石、王雪涛、吴湖帆、傅抱石、娄师白、陈半丁、蔡若虹、李可染、吴作人、徐燕孙、赖少其、贺天健、潘天寿、谢稚柳、刘海粟、钱松喦等。

与古代画院专门服务于皇家和少数贵族的属性不同,现代画院作为一种官方主办的公益性美术创研事业单位,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执行“双百”等文艺方针,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繁荣中国画创作。可以说,在“文革”之前,画院画家是参加各种国家和地方美术大展与创作研讨及学术出版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主要群体,为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文革”期间,画院学术活动和创作基本陷于停滞。1981年,在叶剑英、李先念、万里、谷牧、姚依林、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在原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确定其功能为创作、研究、展览、交流、收藏和培训。这是“文革”之后新时期中国美术全面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李可染、蔡若虹、叶浅予、黄胄、刘海粟、陆俨少、吴作人、李苦禅、张仃、华君武、蒋兆和、朱屺瞻、关山月、黎雄才、亚明、魏紫熙、宋文治、何海霞、田世光等大批名家聚集于此,为国家创作和收藏了大量的美术精品【1】。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省份陆续成立了省级和市级画院。至此作为公益性专业创研单位的公立画院在全国遍地开花。中国画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发展,画家创作有了生活保障,可以后顾无忧地投入各种创作任务之中。不仅助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而且更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现代画院的危机与挑战

然而,伴随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综合的因素,现代画院从内外部均遭遇了危机和挑战。首先,尽管现代画院是一种区别于古代画院的新型画院,但其和传统文化先天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其设立的初衷之一也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粹的保护与传承。然而,经过十年“文革”文化教育的荒废和“破四旧”等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至少一代人在文化根脉上出现了断层,这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其次,进入现代以后,中国画本身也一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严峻问题。艺术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和个人情志的传达,而时代生活的变革、社会环境的转换,使得画家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以“笔墨随时代”,以符合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艺术形式表现当时的时代精神,描绘火热鲜活的自然和社会生活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些成为摆在画院画家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和难题。一段时间内,画家们走出画室,大量深入自然乡间、工厂车间,考察写生、积累素材,使得中国画面貌为之一新。一批有生活气息、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佳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大潮的涌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开始抬头,中国画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迷茫时期。以中国画创作和中国画画家为主体的画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第三,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的渗透以及国外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一批画家率先成为市场的宠儿,原有公有制文化体制下的收入平衡被打破了。市场的诱惑打开了此前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欲望的闸门,部分画家“为艺术”“为人生”创作的时间和信念被分散和动揺了,市场的导向也分流了主流美术创作的力量,艺术创作开始显露商业化的弊端,包括画院画家在内的整体美术创作呈现出量大于质的面貌,同时代的发展相比,与之相匹配的精品力作显得不足。第四,伴随市场经济引入的现代管理理念和制度,也越发凸显出包括画院体制在内的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机关事业单位在管理和效率方面的弱势,人才队伍老化、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问题,使得公立画院的活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阻碍,其作为美术创作“主力军”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也发生了弱化,尤其是和较早进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部分高校以及一些有活力的美术院团相比,画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甚至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

二、画院体制的历史经验

事实上,现代画院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画院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也不是由于其远亲——古代画院的封建守旧性质的遗传基因造成的,而是包括原有公有制体制在内的综合因素的影响。要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纵横两个方向吸收经验。

(一)北宋画院的成功经验与局限

历史上,古代画院的建制源于宫廷绘画,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家和贵族。在照相机发明之前,绘画既被用于记史和教化的功用,也被贵族阶层用于审美愉悦的功用。对于画院机构设立的具体时间,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绘画专业技术的官职在北宋之前的宫廷内就早已设立。北宋时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画院体制,不仅具有明确固定的画院院址,而且还有机构存废的历史记录、职制鲜明的上下层机构、诏书敇命的调整轨迹等。所有画师在画院中有固定的编制,有集中住宿的房舍,并且还有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

从相关史料和宋代留传下来的艺术作品来看,宋代画院的艺术创作成就不仅可以代表宋代绘画的高峰,而且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并且在艺术理论以及收集、整理和鉴定历史名迹方面也作出很大的贡献。而促成其繁荣发展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科学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外,统治者对绘画的热衷、擅长与提倡,对画院的扶持以及对配套皇家美术教育机构——画学的设置,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北宋画院的成功经验不外乎人才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三大方面。

1.人才优势

北宋的翰林图画院采用接收、推荐、招考等多种方式广纳人才。不仅将五代时由宫廷散落民间的很多优秀画家招募进来,而且不问出身大量吸收民间的名家巧手,比如高益、燕文贵、郭熙、崔白等。使得画院成为当时全国绘画艺术的中心,名家云集、人才济济。

据《宋朝名画评》记载:“吕拙,今师人。善丹青,尤喜为楼观之画。至道中,召入图画院祗候。……上赐紫衣。”【2】。像吕拙、郭熙等都是因为“善丹青”而被召入画院,享受一定的地位和待遇。另外还有被推荐入院的画家,比如《图书见闻志》中所载:“高益,涿郡人,工画佛道鬼神,蕃汉人马。……因厚遇益,请为图画。未几,太宗龙飞。孙氏以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3】

除了选拔这些成熟的画家,徽宗时期还成立了第一家皇家美术学院——画学,作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画学后来也并入翰林图画院,教育和培养绘画专业人才成为了画院的一项重要任务。画学按照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个门类进行相应的专业教学,不仅培训绘画技能,而且还讲授诗文和儒家经典等文化课,并按期进行考核。这就提供了后备人才的保障。

2.制度优势

北宋时期的画院建制完善,从选人用人到考核升迁,从机构处所到编制、职位设置都有较为完备的制度。画院自建立起便有规范的体制、确切的办公地点和场所,并有专人管理和固定的人员配置,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定编、定岗、定责。而且关于画院画家的官职、俸禄以及升迁等也都有相应的规范制度。据《宋史》载:“翰林院,勾当官一员,以内侍押班、都知充,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凡执伎以事上者皆在焉。”【4】也就是说,画院画家与天文、书艺、医官并立。再如,《宋会辑要稿》载:“翰林图画院……以内侍二人勾当。待诏等旧无定员,今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旧工匠十四人,今六人。”【5】。明确了翰林图画院的编制和职务名称,有内侍勾当官、待诏、艺学、祗候、学生五种官职,承担不同的任务。并且,画院画家按照技艺水平和服务年限等还可以升迁:《宋会要辑稿》载:“高文进,蜀中人,太宗时入图画院为祗候。……以其能迁待诏,仍赐所居。”【6】。画家的地位和待遇也有所提高,如《画续》载:“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入佩鱼,此异数也。”【7】这种完备的制度不仅赋予了画家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使得画家在艺术上有了进一步精进的机会以及扬名后世的更多可能。

3.文化优势

从社会环境来说,北宋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政治上趋于稳定,加上吸收前朝经验教训,实施“重文抑武”的策略,其文化、科技和城市经济都相对发达繁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举世闻名的宋词、宋画都是其突出的代表。城市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荣,宫廷以外的市民阶层也越来越多产生对绘画艺术的欣赏和购买需求。

从画院内部来说,北宋画院从考试、考核到课程设置等各方面都突出了对传统文化、文学修养等综合文化素质的重视和导向。考试时考诗文论策,也考命题作画,并且题目多选用古人诗句。而且对创作在“格物”“形似”的要求之外,更鼓励创新和创意的表达,重视含蓄的诗意和意境的表现。另外,画院画家还有机会定期观摹宫廷内收藏的大量名画,并有很多机会同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工相互交流与切磋,对于他们研习传统、兼收并蓄、提高修养和艺术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总而言之,北宋画院的兴盛离不开:1.从上而下对绘画和绘画教育的重视,对绘画人才的吸纳与扶持、培养;2.对画家综合文化素养和创新创意能力的强调以及在考试考核方面的引导;3.对规范体制和制度的逐步完善;4.对传统文化和写生的重视兼对民间民俗风格的吸收等。

但作为宫廷画院,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内容受统治者喜好的影响,仅为少数人服务。画院的服务目的是“事上”,其服务的对象是皇权。而统治者出于个人的审美倾向,往往对画家创作有一定的干涉或指导意见,使得画家的创作思想和个性不能充分发挥,以至某些时候画院一些富贵、纤巧、过于工细而刻板、缺乏生活气息的画风遭到诟病。

(二)现代画院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现代画院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益性新型画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在探索新的改革路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画院、北京画院、广东画院、中国画家画院等一些公立画院陆续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针对现代画院体制上主要的束缚因素,其改革主要集中于人事制度、人才激励机制以及社会服务方面。

1.人事和人才制度改革

面对现代画院人才队伍老化、僵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而整体缺少活力的问题,一些画院率先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对人才的进出、引进和使用模式进行了新的尝试。比如上海中国画院实行了画师签约稿酬制、画室租赁制以及院外画师兼职制等方式;北京画院从2007年开始实行竞聘上岗制度,面向社会招聘或在全国美展获奖者中挖掘有突出才能和发展潜力的青年画家,经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后,先签试用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汇报展览和专业测试被认可后,再签订正式的画家聘用合同。深圳画院、广州画院也都试行了客座画家和编外制度,中国国家画院也实行了在职画家与外聘画家两种人才构成模式,这样就使得人才结构在年龄梯队、创作面貌等方面形成了一种相对科学、多元的组合,并引入了一定的竞争、交流和流动机制,为原有体制注入了活水。在青年人才的储备方面,中国国家画院成立了青年画院,并试行了青年画院画家选聘制度,广东画院除建立签约画家制度外,也创立了“广东青年画院”,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吸收有潜力的青年画家为广东青年画院画家。另外,中国国家画院和广东画院还联合广州美术学院共同发起了“青苗计划”,旨在在大学生中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

2.服务社会方面

现代画院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公益性,必须发挥好服务社会的功能。除了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之外,一些画院也有意识地通过展览、培训、收藏以及交流等方式,来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20世纪初,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引入,使得以西方教育模式为主导的美术院校成为绘画教育的主体,画院的专业人才培养功能被分化,而主要以一种继续教育的方式,针对社会上的部分专业人才进行某方面的再培训。比如上海中国画院以画室、画师为中心展开多种办学教育,中国国家画院以导师工作室为中心,进行高研班、访问学者、博士后工作站等不同层次的教学培训。中国国家画院、北京画院还以举办学术展览、品牌展览、互动活动、公共讲座的方式推动社会学术研究,推行公共艺术教育。上海中国画院资料室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并作为上海图书馆的一个专业分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上海数字美术图书馆。另外,上海中国画院还注意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此外,各公立画院画家为各级政府各项工作的需要完成了大量的创作任务,他们经常深入基层,为百姓送温暖、送文化,在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深化画院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可能面向

尽管现代画院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建设过程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丰富和繁荣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尽管它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一直在探索更科学的模式,但相较于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新任务和新目标,当代画院的体制建设还相对滞后,某种程度上仍然制约着画院的创作活力和良性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充分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和思考,并取其精华,吸收新思路,为新时代画院建设注入时代创新的新能量,进而探索美术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最佳画院保障体制。

(一)因地制宜、找准定位

各画院具有不同的人才优势和地域文化优势,也有着区别于其他画院的自身特点。因此,画院体制建设未来应在对自身充分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更加因地制宜、找准定位。比如,有的画院,可能传统的优势更强,有的画院可能民族特色更突出,有的画院则可能国际性接轨是它的特色。因此,其在制定画院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和人才结构包括画家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规划时,如果能更加切实地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将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科学合理的人才机制

目前各画院都非常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而人才断层或人才队伍老化也往往是老牌画院的共性问题。因此,各画院相对来说都比较重视对科学合理的人才机制的建设。普遍来说,在人才的引进和人才梯队的架构方面用力较多,成效也较为显著。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对画家的考核、激励、晋升,以及包括进修和交流等在内的人才发展机制进一步地完善。比如,进一步探讨和细化一般性考核和针对艺术人才的特殊性考核标准;如何因材管理,以项目、课题、创研启动基金、创研常规基金或出版基金等方式,制定专门针对创研人员的激励政策;鼓励和支持创研人员以访学、进修、展览等方式参加国内或国际的院际合作交流项目等。另外,在人才引进中,能否打破体制内外的限制,使体制外的优秀人才也有通过科学的评定考核机制进入体制内的通道,真正做到不问出身,人尽其才。

(三)与时俱进,多种方式加强社会公共服务

目前各画院通过美术馆展览和培训活动进行公共教育的频次比较高,对推进全民美育工作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一步,可否在公共教育的效果方面,根据自身的条件,或从与民族、民俗文化结合,或从跨地域、跨文化的角度,或在与科技或产业融合以及与院校或社会合作等方面,更加关照民众的审美习惯和需求,更加重视美术的传播特色,并且开拓思路,与影视、动漫、文旅等合作,更加用心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使美术更加深入人心,更加融入人民的生活。

【1】参见中国国家画院官网:http://www.chinanap.org/cnap/。

【2】[宋]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59页。

【3】[宋]郭若虚,《图书见闻志》,邓白注,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4】[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六十六),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译注版,2004年,第3258页。

【5】[清]徐松加,《宋会要辑稿》,上海:中华书局,1957年,第3124页。

【6】同上。

【7】[宋]邓椿,《画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